儒家入世及大同思想对日本神道教的影响–理论

儒家提出了鲜明的积极入世的思想。“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忧道不忧贫”等,反映了孔子积极有为的社会担当意识。孟子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体现了亚圣对于民生的热忱关切。董仲舒的“天之志也,而圣人承之以治”,朱熹的“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等等,都说明了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在儒家经典文献及经典儒家学者的著作中,我们似乎很难找出儒家对于身后即死后世界的看法和态度。儒家更注重对现世、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探讨。这种思想传入日本以后,对于日本神道教哲学中的人生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原始时代日本民族的意识中,就存在着具体和抽象的两个世界。由抽象物变成具体物,这种现象即所谓“显”,由具体事物变成抽象物,即所谓“失”。观察其变化过程,由抽象的世界出现具体的世界,此所谓“生”;反之,则谓“死”。神道认为,死的结果归于隐,未必归于“无”,这就好比伊邪那美命(日本神话中的母神,日本诸神是她与其兄伊邪那岐所生)死后依然在黄泉国一样,只是不能被别人所轻易看到。由此形成了相对的概念:现身和隐身,现世与隐世。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神道也偏重于现世和实际生活,认为人们应该在现实世界中积极认真地上进,遵循现世中的各种伦理道德,把自身的逐步完善和对国家、天皇的有为作用看作是个人生活的目标,强调对于政治、经济、人文等现实方面的关注。神道还认为污秽是黄泉国(地下世界)的所有物,生活在现世的人都应当是明净的,神道把现实与“明净”、“清心”、“清明心”(《续日本纪》)联系在一起的观点,鲜明地表现出其对于现世的肯定和崇尚。今天,日本人向神祈祷的目的,主要集中在现世意义上,譬如生儿育女,家庭康宁,除病增福,五谷丰登,商业昌盛,工程顺利进展,交通安全,甚至股票价格上涨等等。

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逻辑性地导致了“大同社会”这一理想。大同社会的主要内核是“王道仁政”。王道即君主、臣子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由此又衍化生出了仁、义、礼、智、信等基本的社会伦理规范。汉时儒家集大成者董仲舒对王道政治进行了概括,认为“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之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下务以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这就是儒家的社会理想。董仲舒还根据“天人合一”的理论进一步提出,王道是天的意志,具有神圣性和神秘性,作为实施王道的君主自然成为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一观点传到日本以后,深刻影响了神道教中对天皇和国家的看法,并因此形成了独特的神国思想。

在神道教义中,我们可以看到,神道认为日本的国土是“万世一系”,神圣不可侵犯。根据《古事记》的记载,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这正暗合了儒家天人合一的理论:天皇是天本身,“皇统即神统”,天皇有绝对权威性。尊皇忠君是理所应当的,生于此国者,都必须绝对敬仰天皇。朝臣尤须如此,事君如事天神,绝不可有丝毫怨心,一命当献给天皇。神道教还按照儒家治世的基本理论,将国家的士农工商等阶层都作了划分和安排,体现了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

由上可知,儒家入世学说的影响,使得日本神道教中产生了浓厚的现实观念。这种现实观使得神道能够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而相应地进行变化修整;始终关注现实,也让神道保持了最普遍意义上的大众性和民族性。另外,儒学的王道论也极大地影响了神道的天皇崇拜和神国观念,这种观念对于日本民族的品格张扬及其在20世纪选择的帝国扩张道路有着重要而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