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记者采访耿彦波

2011年春,履职大同市长仅三年的耿彦波,遭遇到了仕途生涯最严重的危机。

1月5日,因为大同179宗违法违规土地,耿被国土督察局约谈;3月3日,又因大同在山西省年度目标责任考核评价“一般”,耿再度接受山西省委的诫勉谈话。接连两次约谈,把这位“城建狂人”推上风口浪尖。

“南有仇和,北有彦波”,在山西,人们习惯于将耿彦波的名字和吕日周、仇和等个性鲜明、手段强硬、独断专行、急功近利的“另类官员”联系在一起。尽管仇和此前在争议声中一路擢升,打破了内地官场“改革者没有好下场”的魔咒。但两度约谈和问责之后,大同市长耿彦波的个人去留和荣辱进退,仍然惹人关注。

2008年2月,在太原做副市长的耿彦波被突然宣布调任大同市长。上任伊始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他就下达了一条颇富争议的“停建令”—大同古城保护范围内所有在建项目,必须无条件停止施工。

这条停建令给当地官场留下了耿彦波其人非常“霸道”的印象。耿长期负责城建工作,擅于挖掘历史遗存,此前在灵石、榆次和太原任职,他先后留下了王家大院、常家庄园两个经典开发案例。面对大同因长年疏于保护而残败的老城,他想拾起这座北魏古都的文化内核,至少也要“回到明朝”,重塑大同的城市形象。

接下来的城市拆迁工作,给他招致了更多非议。耿彦波以他特有的强悍作风,雷厉风行,很快就把大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工地。由于安置房不到位,拆迁户每月只有200元的租房补贴,大同市拆迁户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居无宁所,陷入租房、搬家、拆迁、施工的混乱中。

这时候的耿彦波,成为民众情绪集中宣泄的对象:指哪儿拆哪儿的“耿一指”、“耿拆拆”、动不动就强行拆迁的“耿疯子”,民间给这位新任市长扣上了一顶顶大帽子。

拆迁矛盾迅速激化,给耿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事后回顾三年来的工作得失,耿亦承认,拆迁确实有风险,老百姓的骂声时刻提醒他注意拆迁强度会不会超过社会的承受度。

而为了筹集大同城市转型过程中数以百亿计的重建资金,耿大力“经营城市”,在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控制房价的大背景下,让外界看来,颇有“顶风作案”之嫌。

作为一座资源即将枯竭型城市,大同目前的处境非常艰难:不转型,将成为一座死城;转型,高达500亿元的城建投资,对于年财政收入只有120亿元的大同来说,令人咋舌。耿的解决之道是:贷款100亿元,政府自筹100亿元,争取中央和省里的支持资金50亿元,另外250亿元则来源于“经营城市”。

为此,他把规划、土地、房管、城建四部门的工作都抓到自己手里,同时把原来的土地储备中心由正科级升格为正处级,要求所有的土地都归拢到土地储备中心。

在耿的强势运作下,土地储备中心很快就收储了8000亩土地。拿到土地后,耿对土地价格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房地产开发每亩不低于200万元,商业用地每亩不低于300万”。这些土地收入足以填补250亿元的资金空缺,但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大同市区房价从三年前的2000多元/平方米,一路飙升到均价4000元/平方米。

主政大同以前,耿曾向省委请命,希望能在大同起码干满一届。尽管近15年来,耿从未在一个地方干满一届,但在大同,他所有的工作规划和建设蓝图,都是按照5年的届期定做的。现在,大同的城市转型正值关键时刻,耿彦波本人却因土地违规和政绩考评两度被约谈,大同人不能不担心,一旦他中途离职,给大同留下大量半拉子工程,将如何收场?

3月17日,耿彦波在经过国土部门和山西省委两度约谈后,接受《凤凰周刊》记者专访,披露约谈背后的隐情,展现他的施政理念和内心纠结。

凤凰周刊:三年来,你在大同做了不少事,也挨了不少骂。最近国土资源部就大同土地违规问题和你约谈,是什么情况?

耿彦波:国土资源部问责还是有必要的。我在国土资源部约谈时作了深刻检讨,2009年的工作中出现了违法占地问题,我是有责任的,应该承担。不过,大同的违法用地90%以上是国家重点工程,还有一些地方重点工程,没有一宗违规是和开发商有关的。这么多重点工程开工,地方无权例行叫停,就算是例行叫停也停不下来。我想这恐怕是有问题的,当时我建议以后别让基层同志们为难,一方面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另一方面还要承担问责的压力。国土资源部门也在反思和探讨这个问题。

耿彦波:也不委屈,客观情况就是那样。按照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组织原则,只要是国家定了的事,地方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加快推进,不能违背上级和国家的意志。但是,出了问题,总要有人成为被问责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承受一些个人损失,承担一些外部压力,你当这个市长就要承担这份责任。

大同被国土资源部门约谈,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大同这么落后,国家应该支持,怎么能说是违法呢?另一种反应是:市长带头违法,让老百姓怎么办?他们这么说,部分是因为对事实真相不了解,我想随着政策的调整,这些问题会解决的。

耿彦波:按照规定,违规用地超过15%就要约谈,国土资源部约谈我,就是告诉和提醒我这个有问题。问责是住建部的事,住建部了解情况后认为大同不应该被问责,他们过来一看,都是国家重点工程,尽管有违规,但没有构成责任追究的问题。

约谈本身没有问题,是很正常的例行程序。随后媒体的报道出了点问题,而且播出次数很频繁,画面的背景是高尔夫球场,而大同没有高尔夫球场,大家以为出了大问题。这个情况出现以后,国土资源部打来电话说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情况,表示歉意。省国土厅的厅长也给我打来电话说对这个事情没有把握好。我经历的东西多了,就笑了笑说,事情已经发生了,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道歉,以后在大同土地政策方面多给一点支持,多宽松一点。

凤凰周刊:这时候,你还拿这个和上级谈条件?这事对你的工作有何影响?带来了哪些压力?

耿彦波:也不是谈条件,希望他们多给一点支持。国土资源部、省国土厅确实很支持大同,但这类报道他们没有经验,确实没有预料到会出现后来的结果。

这场风波对我基本没有影响,组织上也没有问责。可能在官场中、社会中有一些影响,大家比较关心,认为我把握得不够好,劝我不能再这么干了,要注意保护自己。

凤凰周刊:山西省这次干部目标责任年度考核,大同成绩“一般”,被省委要求限期整改,你本人也再次被约谈,你怎么看这次考核和评议?

耿彦波:山西省委从去年调班子以后,袁书记(省委书记)制定了新的考核办法。这个考核体系还是很科学的,对我们既是压力,也是鞭策和激励。这次考评,我没有因为约谈、因为排位落在后面而心情沮丧。有压力没有?老实说,有,压力很大。

具体到大同,我们考核的39项指标全部完成了,主要经济指标在全省属于中等水平,满意度、安全感、社会事业等指标还走在前面。为什么成绩“一般”呢?扣分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去年集宁一批游客在大同旅游,恰逢下雪,因为速度太快翻车了,造成14人死亡,这个重大事故算在大同头上,扣了6分;另一条是发生在2003年的腐败案,去年结案了,也算在我们头上,扣了10分。就这样拉了大同后腿,你今天问起这事,此前我没有跟任何人解释过,也没有去找领导解释过。

凤凰周刊:最近山西省对官员进行整风,提出“12条”撒手锏,在官场震动很大,感觉在山西做官似乎越来越难。从你经历的这些风波来看,你怎么理解“晋官难当”?

耿彦波:现在既是发展的机遇期,又是一个矛盾凸显期,在这个各种矛盾交织的时代,做官肯定是比较难的。做一个合格的地方官员,应该努力去适应这个时代,必须具备克服这些困难的能力。毕竟,我们是处于一个做事的时代,如果自身的素质提升了,具备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和超前的战略眼光以及务实精神,虽然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难题,但一定会攻克困难。

就我个人来说,既然在地方做官,就要有担当。在市长这个位置上,好坏都是你。说你好要承担,说你不好也要承担。不能做得不错就很得意,有问题了就耍情绪,我认为挫折和磨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能把你磨炼得更加成熟,积累更丰富的从政经验。

耿彦波:我想说的是,我现在做事的环境很好,这是发自内心的。过去的领导也好,现在的领导也好,都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我现在没有更多的顾虑,也没有背什么包袱,因为我的着眼点不在患得患失,没有把自己的升迁看得多么重要,我始终没有想过做了多少年事,就应该做多大的官。说我是争议人物,我很不是滋味

耿彦波:“争议人物”在中国人词典里是带有贬义的,存在争议肯定是有缺点,没有缺点怎么能有争议呢。其实做一个有争议的官员,我是很不情愿的,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我的个性一点也不另类,并没有跟别人不一样,是跟大家融在一起的。我只是有一条,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只要是认定的事就义无反顾,不管遇到多大的阻力,也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往下走。如果大家因为这一条给我冠名,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些阻力和障碍,但我会很平静地接受。

凤凰周刊:在媒体的眼中,你的另类来自于你的坚持。而大多数地方官员碰到阻力时,都会选择知难而退或者转向,但你一直在坚持你认定的事,这恐怕不只是性格问题?

耿彦波:对,这里涉及到一个做官还是做事的追求问题。我常讲,做官有限制,事业无止境。做官是有限制的,市长只有一个,不可能有两个,我做了市长别人就没有机会了,大同这几百万人中比我有本事的人多的是,只是他没有这个机会而已。

因此,我经常拷问自己,在市长这个位置上,你是不是做得最好的。但太专注于做事的时候,难免有不同的声音,难免要得罪人,难免有人要告状。这些事多了,可能影响你做官,领导就会说这个干部诚实不诚实,这个地方怎么会发生这么多的问题,有这么大的争议。

从官场的定律来讲,多说话难免说错话,多做事难免做错事,做太多事就是给自己找压力。所以可能在某一个时间,做官和做事相矛盾,做的事情越多,可能对你的仕途越有影响。这时候,你是选择做官还是选择做事?

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做的事情多了,可能组织就会给你更大的平台,让你做更多的事。

但在目前这个机制下,有时候你做事情不被理解,甚至会产生误解,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就看你对人生的追求,看你能不能沉住气。

耿彦波:在山西这个官场有没有困惑?那确实是有的,肯定有很多的困惑。但是,遗憾和困惑这两个问题,要到我退休以后写回忆录时再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在中国做事情,你跑得稍微快一点,可能就有违规的风险,其实创新在一定意义上带有违规的成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历史会证明我今天做的是正确的。决定一件事情正确与否,时间是最伟大的评判师。今天所做的事情由后人来评说,我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